对《老王》中杨绛反思的反思 周长青

您现在的位置:诗歌鉴赏 > 儿童文学 194浏览

对《老王》中杨绛反思的反思 周长青

在备杨绛的散文《》这一课时,我发现很多人将这篇文章简单化了。 他们认同教参的说法,即这篇文章的人物不复杂,主要表现小人物的善良。 细读文本,发现事实并不仅仅是这样。

  后来发现,《语文建设》在2006年第9期和2007年第1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怀宁的《是人物的颂歌更是对灵魂的拷问——对〈老王〉主旨的探索与思考》和胡卓学的《也谈对〈老王〉的主旨探索与思考》。 两文均涉及到人物形象方面的分析。

他们的思维已经突破了常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作品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发掘,对人很有启发。

但是其中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大家公认作品的文眼在于最后一句话,即“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而在此之前的原文是“这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如果再算上老王死后作者的不安,那么杨绛的反思应该是三个阶段。 怀宁和胡卓学的文章都紧扣最后两句话,对文章的意义作了自己的猜测。 但遗憾的是,他们对意义的发掘只停留在这一个封闭的文本当中,而忽视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

文学发展到现在,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而是一个个多声部。

即在一个文本存在之前,部分意义已经存在,在文本结束的时候,意义仍然在继续延伸。 对这篇作品的解读也应该和其他的文本联系起来。 可惜很多研究者包括上述两文的作者都忽略了这一点。

  在作品中杨绛最初心理很不安,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安,一连想了几个理由,又很快排斥了这样的理由,可以想到,她当时的心一定很乱,是一种后悔自己没有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做什么的慌张,毕竟一个对自己那么好的人死了。 后来慢慢地清醒过来了,认为“这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作者反思的第二阶段。

为什么是多吃多占?我们读《干校六记》就知道,杨绛夫妇在下放的那帮人中,拿的工资是最高的,而做的事情是很轻松的:杨绛本人就是浇浇水什么的;钱钟书负责看管、分发信件。 那时和老王比起来,意识到自己的确是吃得多、占得多而做得少。 至于上面两文很片面地将多吃多占仅仅理解为是多吃多占老王的,就偏颇了。

而杨绛最初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很委屈的,她或许在物质上和老王等人相比,对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抱怨。 但是对于在精神上的压抑还是有很多不满的,她没有对自己的遭遇完全释然,所以她只说多吃多占而不说幸运。   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已经是80年代了,政治已经解冻。

很多的事情需要反正,很多的事实也披露出来,她们知道中国在文革经历了很大的磨难。 与真正不幸的人相比,她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 所以她就说“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那个不幸的人可以推而广之,老王只是一个时代受苦人民的缩影,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杨绛的心思在这里得到了升华,自己解脱了,对下层人民也有了大怜悯、大慈悲。

但是她的反思还有一些需要追问的地方。

  从文本中看,老王和杨绛之间,实在很难说谁欠谁的,杨绛送了鱼肝油,照顾他的生意。 可是老王对他们也不薄,有“三送”为证,而且在文革中也没有对他们落井下石。 但是杨绛有些地方明显做得不如老王。 最后老王送东西的一幕最让人回味,文本中的细节也很容易被人忽视。 老王已经生病了,开始几个月,他还能到杨绛家里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传话了,可以见到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并且出行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需要补充的是,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鸡蛋、香油不是拿钱就可以买到的,应该说这是比钱还值钱的东西。 教参上说不排除老王有换钱的目的,这真是荒谬了,老王有什么必要先用钱买东西送过去,再换成钱。 从他的外貌描写看,他的病没有好。

在这种情况下他上门了,而且是带着东西来的。 由此可以看出,将东西送出去,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一件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而且心理一定会不安稳的事情。

他没有什么钱,这些可能是他的全部积蓄,他说他是不吃的,可能觉得吃了浪费。 他可能一直担心,杨家是没有钱的,他们是娇气惯了的。 总之,老王当时的心理活动一定是很丰富的。   杨绛明显忽略了老王可能存在的心理活动。 就在最后,她对他思维的判断仍然是单一的,即老王是感谢来了。 其实说到底老王又有什么要谢的,就是一瓶鱼肝油?还是感谢经常照顾生意?那老王送冰算不算一种回报?杨绛的心理活动表明了她和下层人民之间还有隔阂。   杨绛对老王的关心是不够的,老王病了,她是知道的,可是她没有去看,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不能毫无顾忌地去老王家,但是当老王上门的时候,她居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爱,就这样看着一个病人离去。

  可以说,她和老王的相互关心没有做到知心的程度。

她将老王当成了一个不幸者,问题是仅仅当其是一个不幸者就不对了。

文章中她认为老王一直要谢她,而老王是没有说过谢的。

杨绛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说明她意识中有一种优势,认为在和老王的交往中,她一定是给予者,老王一定是接受者,这是不能变动的。

杨绛不认为自己在老王的眼中是不幸的,忽略老王对她也是同情的。 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怀文的,即杨绛并没有将自己放在和老王等同的地位上。

胡文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别人不敢坐老王的车,她敢坐,说明在她眼里两人是一样的。 我以为这正反映了她对老王的怜悯、同情,想刻意“给予”。

而且要注意,她对其他拉车的是不信任的,文中说他们都“不老实”。 坐老王的车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杨绛和老王地位的差距(虽然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下层人民当家作主,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尊卑不会在短期就会改变。

现实生活上的差距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让他们无法走的更近,只是互相试探性地交往,怕伤害对方。 如老王送钱钟书看病的时候想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却犹豫再三。

这固然有胡文说的照顾杨绛、钱钟书的面子,但是起码说明他们间有隔阂,并没有完全坦诚,杨绛最后在对老王礼品的处理上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总觉得不对劲,也是有隔膜的表现。   而且我们从文本中看到,杨绛对下层人民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老王》中,她说其他拉车的都不老实。 她作出推断的一个原因就是送冰。 而我们一要考虑到老王可能在有意识地照顾他们;二要考虑到事情的发生总有社会根源。

在文革期间,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发展缓慢,老百姓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拉车的都是拉一天活吃一天饭,老王一个人生活尚且拮据,何况很多人是要照顾家庭的,这些人在经济上计较一点也属正常。 杨绛明显对那些人表示了反感。

类似的情况还反映在《干校六计》中,她对一些下层人的描写也是有点厌烦,觉得那些人喜欢贪便宜,而没有对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进行关注。   杨绛反思了,如果她的反思是表面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理上对下层人民的优势,那她应该继续反思。 如果她反思了,我们没有读出来,那就是我们的不是。 不管怎么说她能将文章写出来,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我们所求的只是大家都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而我们作为读者,一方面要认真阅读文本,另一方面要善于跳出文本,利用文本间的对话来分析文本。 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都是到杨绛的反思就结束了。 实际上文章结束了,意义还在延伸。

    (作者单位:射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