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首 功过难分清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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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首 功过难分清的康有为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

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

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 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

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 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 ”(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

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 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 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 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竟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 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

……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康有为:《请御门誓众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9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

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

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摺》,《康有为政论集》,369页。 )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 (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同上,342页。 )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

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 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

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

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

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

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 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

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1]。